讳辩
作者：【唐】韩愈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1]：“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2]：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3]：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4]，孔子不偏讳二名[5]，《春秋》不讥不讳嫌名[6]。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7]。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8]。周之时有骐期[9]，汉之时有杜度[10]，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饥也[11]。唯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12]，以为触犯。
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耶？
注释：
[1]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曾从韩愈学古文。[2]律：指《唐律》。[3]释之者：指《疏议》，是对《唐律》条文所作的解释。所说“二名不偏讳”和“不讳嫌名”，都出自《礼记·曲礼》。所说的“谓若”，都是汉郑玄为《檀弓》作注所举例。而在《唐律》则见于《职制律》中。[4]周公作诗不讳：《诗·周颂》中《噫嘻》篇有“克昌厥后”句，《雍》篇有“骏发尔私”句，昌是周文王名，发是周武王名。[5]孔子不偏讳二名：《论语·八佾》篇载孔子说过“宋不足征也”，《卫灵公》篇载孔子说过“某在斯”。孔母名征在，孔子不偏讳二名。[6]“《春秋》”句：旧注举《春秋》载卫桓公名完之例。桓公是谥号。[7]康王：西周第三位君主。据《史记·周本纪》，昭王是康王之子。[8]曾子不讳昔：《论语·泰伯》载曾子说：“昔者我友。”又说：“褐裘而吊。”昔、裼，与曾子父名晳同音。[9]骐期：春秋时楚国人。[10]杜度：东汉章帝时齐相。[11]浒、势、秉、饥：唐太祖（李渊祖父）名李虎，“虎”与“浒”同音；唐太宗李世民，“世”与“势”同音；唐世祖（李渊父）李昞，“昞”与“秉”同音；唐玄宗李隆基，“基”与“饥”同音。[12]谕及机：唐代宗李豫，“豫”与“谕”同音。机，同上条“饥”。
赏析：
读《讳辩》这篇文章，最好先了解一点背景材料。
李贺，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唐朝一位有名的天才诗人。但在唐朝最先赏识并为之扬名的，正是韩愈。《新唐书·文艺传》说，李贺“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所以韩愈鼓励李贺举进士是有来由的。皇甫湜也是赞成李贺举进士的。此其一。
其二，唐朝律法确有规定，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者禁止居官。据《唐律疏议·职制三十一》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犯讳的处徒刑一年。所以《讳辩》所说李贺举进士的反对者，以“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作为理由，不能说没有法律依据。法律是否合理，则是另一回事。但是，唐朝律法确又有“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的规定，也见于《唐律疏议·职制二十五》。《讳辩》中所引的“释之者曰”，就是《唐律疏议》的一段释文，《唐律》和《疏议》举的例子，也就是《礼记·曲礼》的文字。所以韩愈的辩驳，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不过他故意不理会“府号官称”的避讳条例，这条规定对他的论点显然不利。当然也可辩解说进士名称不在府号官称之内。
其三，反对李贺举进士的是些什么人，“和而唱之，同然一辞”，说明反对者不少。据唐末康{軿}的《剧谈录》说，乃是因为李贺得罪了“明经登第”的元稹，元稹做了礼部官，借此进行报复。《讳辩》就是为反驳元稹而写。但后人考证，元稹为礼部在长庆初，李贺前卒已久，不可能与之争名。但不管这次事件是否与元稹有关，反对者的声势是相当大的。韩愈被迫反击。不然的话，如皇甫湜所说，“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这罪名，大概就是前引府号官称犯祖、父名的律条。
其四，这篇《讳辩》当时反应如何，看来有同意的，但是也有大摇其头，不以为然的。后者的意见，可以《旧唐书·韩愈传》的评论为代表：“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此文章之甚纰缪者。”纰缪，这里不妨解作是荒唐，《旧唐书》作者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荒唐。清人曾国藩则从另一角度批评：“此种文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韩公上乘文字。”所以近代有的选本不选这篇文章。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知《讳辩》这篇文章，自面世后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我们今天肯定这篇文章，则因为它表现了韩愈勇敢的战斗精神，为他所认为的真理而顽强地争辩。
争辩之一，李贺举进士是不是犯了二名律或嫌名律？反对者说是，李贺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音，所以李贺不能应进士试。韩愈说不对，并抬出律法作为论证根据。律法规定二名不偏讳，即仅用二名中的一名，可不避讳；又规定不讳嫌名，就是同音的可不避讳。而唐朝的这条律法，又是根据《礼记·曲礼》所定的礼法而制定的。所以，不论从本朝的律法，还是圣贤的经典，都可证明李贺举进士是合法的。但是，这还仅是表层的理由，固然引经据律很为充分了，实际尚有更深层的问题存在。避尊（君主）长（祖、父、母）的名讳，是封建等级制度为表达忠孝而规定的礼法，后来演变为国家的律法，强制执行，其本身是极其不合理的。尤其发展到后世，愈演愈烈，无限扩大范围，几乎到荒谬的地步。帝王君主则以此为统治人民、树立威权的一种手段，稍有不慎，便要加上“不忠不孝”的罪名。韩愈当然不敢公然指斥这种礼法制度，但他显然已意识到它的不合理性与荒谬程度。《讳辩》问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一问，问得好，问得有理，击中了那些假道学、伪君子的要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他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除了经与律的根据外，韩愈还抬出“国家之典”（列朝遵行的典则）做他立论的根据。唐朝不避太祖李虎、太宗李世民、世祖李昞、玄宗李隆基的同音名讳，既然如此，李贺为什么不可以举进士呢？这一问也是很有力的。
争辩之二，李贺举进士合不合于圣贤之道？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是圣贤的行事和教导。反对者的所谓“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所标榜的也是圣贤之道。韩愈为此特别抬出周公、孔子、曾参的行事，作为他进行论争的依据。周公作诗不讳文王、武王的名，孔子讲话不讳母亲的名，曾参讲话不讳父亲的名，他们都是圣人贤人。韩愈进一步发问：“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这又是一个使反对者无以回答的问题，这也揭露了避讳制度的可笑与不合理。你们这些人不是口口声声要孝于父母、效法圣贤吗？“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这一反驳，真是厉害极了，一语中的，剥开了反对者假道学、伪君子的真面目。至此李贺举进士之不容非议，完全合乎圣贤之道，这道理是明明白白的了。
宋代谢枋得曾评论这篇文章说：“理强气直，意高辞严。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说破，尽是设疑，佯为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此别是一样文法。”（《文章轨范》卷二）这是文论家从文章轨范角度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得更广阔一些。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战斗性是很强的。韩愈所面对的是一群人，而不是单一某个人；是一股顽固势力，而不是个别的流言蜚语。这群人，这股势力，因循守旧，嫉贤害能，但又貌似公正，遵纪守法。同他们作斗争，笔锋要像匕首般犀利，层层剖析，剥开他们的画皮，使其无从遁形。韩愈本人是儒家正统的卫道士，但他对于假道学、伪君子之流假借道学之名推行的不合理制度，则嫉之如仇，坚决抵制。我看近代杂文的传统，尽可上溯到韩愈。而《讳辩》，就是韩愈杂文的代表作。
其次，《讳辩》所批评的虽是唐朝当时的社会现象，但对后世的社会仍有其现实意义。《讳辩》所批评的那些可笑的、荒谬的、不合理的避讳现象，后世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变本加厉，成为套在人民颈上的沉重枷锁。明太祖朱元璋当皇帝前做过和尚、做过盗贼，所以臣下奏章只要犯了和尚（僧）或盗贼的嫌名，以为就是骂他，立即赐死。辛亥革命以后，帝王没有了，避讳转换了形式，变成各式各样的禁忌。例如十年浩劫中，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许说，真话只能闷在肚里，或者绕着弯子说，等等，等等。这些，假如读读《讳辩》，就会恍然古人的作品为什么流传至今尚有生命力，让人读之如新，其原因或许就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