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总算有人开口了，何进赶紧继续询问“异度，这丁子厚与寻常武官到底有何不同，你还是仔细说说，在座诸位才好帮我出主意。”
蒯越听到何进追问，继续说道：“丁子厚此人行事大异于常人，我也看之不透，只能将此人的一些事迹说出来，大家共同参详。
据我所知，丁子厚虽然是寒门出身，却是拜了前度辽将军海西徐淑为师，是他唯一的入室弟子，因此也算是士人出身。
未入仕之前，丁子厚曾用几年时间，游历中原，极力推动他所撰写的《农书》，此书不涉经典，却是详细记载了诸多农技，很为各大家族看中。
此人还曾撰写了三本算学之书，虽然浅显，但却是算学开蒙极佳的典籍，现在已广为流传，很多家学之中，为蒙童开门均已使用这三本算学之书。
但丁子厚自己总是说，其所修的不是经学，而是兵法。以其推出几本典籍之智，若说他不修经史，恐怕很难让人相信，但此人从不与人谈经论典，这样说来他不仅是在武官之中与众不同，在士人之内，也绝对算是异类。
其人又极善经营，十几年间，丁氏恐怕已经成为了扬州最为豪富的家族之一，如今洛阳流行的很多事务，均是出自这丁子厚之手。
基于这些新奇之物，丁子厚与诸多大族均有经营往来，东海糜氏、无极甄氏、襄阳蔡氏都与其利益相关极大，更不要说很多江东大族，与这丁氏更是来往十分密切。”
听到这里，大将军府长史王谦忍不住出言打断“异度，如你所言，这丁子厚不修经学，其所修无论是兵法、农学还是算学，在士族眼中都是小道，为何我却听闻这丁子厚与颍川士族极为交好啊？”
王谦虽然职位只是长史，却是真正的高门出身，其祖父、父亲都曾担任过三公，因此王谦虽然是山阳郡人，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生涯都在洛阳，而丁宽恰恰一直在有意回避洛阳高门，因此对丁宽的了解却是有限的很。
被王谦打断反问，蒯越也不着急，而是顺势继续说道：“王长史，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特异之处。这丁子厚不止在颍川名声极好，在荆州也是同样的好名声。
他前次北上幽州之时，曾向豫州、荆州、徐州、扬州的各大家族传信，邀请各家派子弟入他军中历练，四州大族几乎群起响应，均有派子弟前往，就是我蒯家现在仍有子弟在其军中历练。
丁子厚被各大族认可，不是因为他才学，而是因为他的德性。
黄巾乱前，丁子厚虽然已经略有名声，但并不被士人所重。在黄巾之时，这丁子厚先是在荆州极力联结几郡大族，共同为流民安排生路。
然后又提前调集众多农耕之物入南阳，在与黄巾征战的同时，极力保障农耕不受损毁，南阳在黄巾乱后，能这么快恢复，可是多亏了这丁子厚之力，只不过是因为彼时荆州刺史徐孟玉是其师兄，因此外人多归功徐孟玉罢了。
转战颍川之后，丁子厚其实征战并不久，但却同样积极联结各个大族，却不是求兵求粮，而是请这些大族出面尽快稳定恢复地方。
其所率之兵更是纪律十分严整，不止能征惯战，而且军纪极好，从未听闻过丁子厚麾下兵将有残民的举动。我荆州各大族曾为丁子厚组过一万义从军，这些义从回到荆州之后，多感叹丁子厚恩义。
丁子厚虽然出仕时间不长，却转战了荆州、豫州、兖州、冀州、幽州，据说未出仕前还在凉州剿过盗匪，却从未听说其征战之地有地方官员病诟他的兵马之事，其德行之佳由此可见啊。”
王谦停了蒯越的解说才心中释然，“如此说来就可以讲的通了，如此德行士人自然是要将其视为同类。不过为何在洛阳，他的名声却只是征战之功，按说以此人的德行，若是有人略微宣扬，早该名满天下了。”
蒯越接口道：“这也正是我觉得此人无法看透之处，其对洛阳似乎并无任何野望，甚至给人一种避之不及之感，其在年少之时，曾说过无意仕途之语，莫非此语是出于真心？”
此时大将军何进插口了，“未必是真的无意仕途，据我从宫中得到的消息，这些宦官一直对丁子厚多有压制，只是此时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才不得已而用之。这丁子厚应该也自知与宦官无法共处，所以才不敢来洛阳招摇，如此看来此子深明保身之道，也未必愿意与我们共同对抗蹇硕。”
何进的将军府司马许凉是真正的心腹，一直帮助何进处理军务之事，对于政事、人事很少发言，此时却难得的开口。
“大将军，虽然我不懂观人，但丁将军近年战绩卓着，未逢一败，我就仔细打听过他近年各战的详细过程。我发现此人甚喜事前谋划，布局设伏，待时机一致再骤然发难。
南阳之时，就是两万兵马佯动武陵，秘密回军，突袭了贼首张曼成；其后又蛰伏多日，等待南阳黄巾再次聚集，七八万黄巾部众却被分隔两块，才能被丁将军两万人马，分别击溃肃清。
及至入颍川，面对十几万黄巾，其实只强渡了一次颖水，击溃两三万黄巾之后，就按兵不动，据传其时丁将军已经预判了皇甫将军长社城下的大胜。
战濮阳之时，丁将军一万兵马被四万黄巾围攻大营近月，却始终保留了五千兵马未曾使用，待皇甫将军援军一至，这五千生力军才突然杀出，得以全歼东郡黄巾。
漳水之战，更是如此，丁将军一直只率三千兵马冒险纠缠叛军五万人马，其余几万大军却在漳水河畔设好埋伏，只待叛军进入死地，就再次聚而歼之。
诸多战例，仔细观之，可发现这位丁将军极喜隐藏实力，示敌以弱，静待良机而暴起发难。如以其带兵之法推断，丁将军不肯多来洛阳，未必是怕了这些宦官，也可能是在等待一举剿灭这些宦官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