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石麦定定神,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报告,这是我们——尤其是我的失职,请求上级给予严厉处分。”
领导背着双手,在陈、尤面前来回走动:
“你们专案组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责任应该由陈力胜来负,小陈你是组长,你是怎么抓侦查工作的?”
陈力胜不声不响。
他知道,事到如今怎么辩解也没用,说不如干,你再说得花好稻好天花乱坠,也不如快速寻找到新的线索来得有效。
这时,另一位陈力胜从未见过的领导从里间屋踱出来,那副架势,一看便知其职务不比前一位低。
这位领导倒是没有急赤白脸,说的话也和陈力胜的想法一致:
“好了,叫你俩过来就是通报这个情况。
上级说了,像这种案子,在华东社会部的对敌斗争记录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其分量之重,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
情况你们也知道了,是坏事,也是好事,这是破案工作的动力。
说不如干,你们好自为之,回去仔细研究,立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侦破本案。
从台湾密电判断,敌特方面已经进入了下一个刺探重点,要搞鱼雷快艇的技术情报了。
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京都有指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首次以直接方式实施的军事援助,如果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以后老大哥对我们的援助走向。
二位同志,这个任务,拜托了!”
用陈力胜事后的说法,听了后一位领导的这番话,他当即就有一种跪地谢罪的冲动。
当然,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默默点头。
9月6日下午,专案组七名成员在驻地开会。
先由尤石麦传达了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干侦查员听着都觉得脸面无光。然后,由陈力胜主持讨论案情,着重分析一个问题,敌特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轻而易举地获取船台相关情报的?
焦允俊要求大家先把可能窃取情报的每一条途径都罗列出来,然后采取排除法,最后不能排除的多半就是出现漏洞的原因了。
一番分析下来,众人认为有机会收集船台情报的应该是以下四种人员——首先是参与船台改造工程的船厂方面员工。
其次是工程指挥部的全部成员,包括领导、一般成员和警卫。
再次是苏联专家组的五名专家以及为专家组提供工作、生活服务的人。
最后就是上述三种人之外的其他人,这个范围就不好确定了。
应该说,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够本着绝对客观科学的态度作出上述分析,在侦查工作中还是比较罕见的,毕竟连“101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和老大哥派来的专家也列入嫌疑名单了。
接下来,就针对上述四方面人员涉案的可能性进行深度分析。
既然涉案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收集到船台情报,那看来他根本没有什么压力,而且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这就可以确定与前两种人没有关系,因为在发觉船台机密被窃后,“101工程”指挥部再次加强纪律约束。
同时,人们为防止自己被怀疑涉嫌,刻以不使自己有单独活动的机会,以便一旦再次发生意外,接受调查时可以有证明人。
因此,这两类人应该都没有传送情报的可能。
第三类人员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公务员是外围人员,无法直接接触技术情报。
苏联专家以及他们的中外助手的确有接触技术机密的条件,也有传送情报的便利,但是,如果之前船台的情报是他们中的某一位递送出去的话,为什么不把鱼雷快艇的情报一起递送出去呢?
按说快艇的情报他们也是有条件收集的,何必“一番手脚两番做”,费这么大的工夫,还容易引起怀疑。
分析到这里,前三类人员就都给排除了。大家都有点儿犯怵,因为剩下的第四类人员范围太大,从哪里着手,大家一时没有主意。
陈力胜提议,先不管那人是谁,如果能推测出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船台情报的,也许就能顺着这根线找到人。
经他一提醒,大伙儿仿佛又看到了方向。
尤石麦看了陈力胜一眼,突然说了句:“老陈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陈力胜笑而不语。
尤石麦又拉下了脸:“这都什么时候了,老陈你还有心情卖关子!”
陈力胜说出了自己的推测——那个收集情报的主儿,估计是爬到船厂铸造车间那个停用大修的烟囱上面,借助望远镜观察,实地绘了草图。
不少侦查员都露出吃惊的神情:“这也能行?”
陈力胜说当然行,这种活儿我就干过。
东海战役前我奉命对敌人在吴淞口的炮兵阵地进行侦察,要求画出草图,准确标出每一门火炮、弹药仓库以及营房的位置。
我带上望远镜和绘图工具,在夜间潜入炮兵阵地附近的一家工厂,爬上水塔熬了一宿,等到天明开始绘图,又画了一整天才算完成使命。
相比之下,攀上船厂那个烟囱绘图难度小多了,距离既近,观测也简单——就是一个船台嘛。
这么一说,大学生出身的许林马上点头:“这是现场测绘,不算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都能行。
那个烟囱我上去过,不过当时天黑了,周边情况看不清楚,不知那个地方是否适合观察船台。老郑你看了吗?”
郑松柏说:“当时谁能想到这个?我根本没留心。”
陈力胜眨着眼睛:“我倒是看了船台那个方向,不过那时没想到这个烟囱和案子另有一层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晚上的时候船台上也是灯火通明,船台结构和工人师傅干活儿的身影都是看得很清楚的。
如果有望远镜的话,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