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佐 理 曾 幕
郭嵩焘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后不久，因双亲相继去世而回家守孝。这段时间对于他来说既是悲伤也是沉思的时期，但命运很快将他推向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其势力迅速蔓延至湖南，直接威胁到了清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此时，正在家乡丁忧的曾国藩接到了朝廷的命令，要求他组织地方武装抵抗太平军。起初，曾国藩多次推辞，不愿出山，但最终在好友郭嵩焘的劝说下同意组建湘军。
郭嵩焘不仅说服了曾国藩接受这一艰巨任务，更成为了湘军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他在招募士兵、筹集军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提出了编练水师的建议，这在后来证明是极其关键的一招。当时，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在长江流域取得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强大的水军力量。因此，当郭嵩焘向江忠源提出加强水上作战能力时，立即得到了赞同。随后，通过向湖南、湖北乃至四川等地请求制造战船，湘军终于拥有了足以抗衡太平军水师的力量，从而扭转了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凭借这些贡献，郭嵩焘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
在此之后的三年里，郭嵩焘继续为湘军服务，尤其是在财政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他频繁往返于湖南与浙江之间筹集资金支持前线作战，期间还特意访问了上海。这次旅行对郭嵩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上海，他参观了外国人创办的图书馆以及先进的蒸汽轮船，亲眼目睹了西方科技所带来的变化。这些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在许多领域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事实，激发了他对学习外国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兴趣。
二、任职朝中
郭嵩焘在咸丰六年（1856年）年末北上京城，担任翰林院编修。在北京，他受到了当时权倾朝野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以严厉着称，主张通过严刑峻法来整顿吏治腐败，这与郭嵩焘对于改革官场风气的想法不谋而合。由于得到肃顺的支持，郭嵩焘很快便获得了咸丰帝的召见，并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咸丰帝对他的才华和见识颇为赞赏，期望他能够在未来继续为国家效力。
然而，郭嵩焘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咸丰九年（1859年），他被派往天津前线协助僧格林沁处理防务工作。遗憾的是，这次任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僧格林沁对待郭嵩焘的态度十分冷淡，双方合作极不愉快。同年十月中旬，郭嵩焘又被委任前往山东沿海地区调查贸易税收问题。尽管没有钦差大臣的正式身份，但地方官员们都知道他是皇帝钦点的人选，因此对他给予了特别的礼遇。不过，郭嵩焘一向清廉自守，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馈赠或特殊待遇，这种行为让许多试图讨好他的官员感到尴尬甚至不满。
抵达目的地后，郭嵩焘立即着手调查当地税务状况。经过仔细核查账目，他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普遍存在贪污税款的行为，且额外勒索严重，数额远超正规税收。面对这种情况，郭嵩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整顿，包括设立新的机构来监管税收流程，以期提高政府收入并打击腐败现象。然而，这些行动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尤其是当郭嵩焘未事先与会办李湘及山东巡抚文煜协商便直接采取行动时，更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最终，在僧格林沁的弹劾下，郭嵩焘被迫于咸丰十年（1860年）初离开山东返回北京，并受到了“降二级调用”的处罚。虽然名义上仍留在南书房任职，但实际上已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
回到北京后的郭嵩焘深感失望与无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当前政治环境的看法，认为仅仅依靠个人努力难以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端。在他看来，真正需要做的是简化法律程序、强化实际治理效果而非一味强调惩罚力度。这一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状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未来改革方向的独特见解。
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焘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被任命为苏松粮储道，随后不久转任两淮盐运使。这两个职务都涉及到重要的经济事务管理，显示了朝廷对他能力的认可。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他又进一步升迁至广东巡抚的位置，负责镇压该省境内残余的太平军势力。然而，这段任期同样充满了挑战。由于与两广总督瑞麟之间存在矛盾，郭嵩焘仅在位不到三年便因意见不合而被免职，再次回到了湖南老家。
尽管遭遇了多次挫折，但郭嵩焘并未就此消沉下去。相反，他利用这段时间投身于教育事业，在长沙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开设课程传授知识，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周围的人。
三、奔波洋务
光绪元年（1875年）初，郭嵩焘在军机大臣文祥的推荐下重新出仕，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此时正值清政府开始重视洋务运动，力图通过引进西方科技来增强国力。郭嵩焘对此深有见解，他撰写了《条陈海防事宜》上奏朝廷，明确指出将西方国家的强大仅仅归因于军事技术是错误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要想真正实现富强，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体系。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使郭嵩焘一时名声大噪。
同年，云南发生了“马嘉理案”，这起事件中一名英国官员被当地民众杀害，导致英方强烈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派遣高级官员前往英国正式道歉。面对这一外交危机，清政府最终决定派遣郭嵩焘作为首任驻英大使，以示诚意。然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国内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许多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认为此举是对国家尊严的损害，甚至有人编造讽刺对联嘲笑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些攻击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闭关自守心态以及对新事物的恐惧与排斥。
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但郭嵩焘并没有退缩。他在等待赴英期间还积极参与了其他重要事务，例如署理兵部侍郎一职时，他就针对云南巡抚岑毓英在处理马嘉理案中的失职行为提出了弹劾。郭嵩焘在奏折中不仅批评了岑毓英个人的责任，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整个官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盲目自信、拒绝接受外界变化的传统主义者。这样的言论自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非议，“汉奸”、“贰臣”等恶名纷纷加诸其身。
幸运的是，在这段艰难时期里，郭嵩焘得到了一些开明官员的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李鸿章深知郭嵩焘的价值所在，并在多个场合为其辩护。此外，慈禧太后也多次召见郭嵩焘，给予鼓励和支持，表明了最高层对于改革派力量的认可。
四、驻英使节
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率领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前往英国，开始了他作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的历史使命。抵达伦敦后，郭嵩焘不仅设立了使馆，还在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了驻法公使的职务。在旅途中，他将沿途见闻详尽记录于《使西纪程》一书中，其中盛赞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主张中国应当深入研究和学习这些先进的经验。然而，《使西纪程》寄回国内后却遭到了顽固派官僚的猛烈抨击，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也未能公开发行。
到达英国后，郭嵩焘积极考察当地的政体、教育体系以及科学状况。他访问了多所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及报社，并结识了许多学者专家。尽管已届六十高龄，但他依然勤奋地学习外语，以更好地理解并吸收西方文化与知识。同时，他还不断向国内寄送关于西方社会各个方面的观察报告，并提出了一系列中肯的建议，希望能够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1877年初，正值清军在新疆地区进行收复失地的战役。当时，英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干预这一局势，企图挽救阿古柏政权。回国述职的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为此事与郭嵩焘进行了交涉，提出了三项照会章程。郭嵩焘在不清楚具体战况的情况下，曾建议清廷利用这次谈判机会制定合理的协议来确保边疆安全。但当得知英方有意派遣“驻喀什噶尔使臣”时，郭嵩焘立即表示强烈反对，指出喀什噶尔属于中国领土，而阿古柏政权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他认为，在中国正努力恢复主权之际，英方的行为无异于支持分裂势力，因此要求英方收回相关决定。最终，由于阿古柏突然去世，派驻使臣之事未能实现。随后，郭嵩焘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建议清廷授权左宗棠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以彻底解决新疆问题。同年年底，清军成功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同年八月，为了保护海外华侨权益，郭嵩焘上奏朝廷建议在华侨聚居的城市设立领事馆。这一提议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并很快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建立了领事机构，从而有效维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此外，郭嵩焘还参观了位于伦敦郊区的一家电力工厂，在那里首次接触到了电话这项新发明。他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自己与助手之间通过电话进行通话的经历，表达了对这种新兴通讯技术的好奇与赞叹。
在英期间，郭嵩焘深刻感受到毒品泛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特别是鸦片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为此，他两次上书请求加强禁烟力度，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同时，鉴于中外交流日益频繁，郭嵩焘还建议总理衙门编纂一套《通商则例》，以便各省官员及各国驻华使节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有章可循。虽然最终并未正式出版《通商则例》，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被翻译成中文供参考使用。
除了上述活动外，郭嵩焘还参与处理了诸多具体外交事务，并接待了中国首批海军留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着名思想家的严复等人。郭嵩焘以其不卑不亢的态度赢得了驻在国政府的高度评价，在卸任返回中国时，英法两国都对他表示了不舍之情。
五、黯然归国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郭嵩焘在英国担任驻英公使期间，与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刘锡鸿是一位守旧顽固的官员，他对郭嵩焘的行为极为不满，并暗中对其进行诋毁。刘锡鸿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一是在参观甲敦炮台时穿了洋人的衣服；二是在见到巴西国王时擅自起立致敬；三是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多次取阅音乐单。这些行为在刘锡鸿看来是违背传统礼节的表现，但在国际礼仪上却是恰当且符合外交惯例的。
刘锡鸿不仅私下里对郭嵩焘进行攻击，还在使馆内公开表示：“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他还秘密向朝廷密劾郭嵩焘，列举了所谓的“十款”罪责，试图通过罗织罪名来彻底摧毁郭嵩焘的政治生涯。与此同时，国内的顽固派也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是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这种指控无疑是给郭嵩焘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非议，郭嵩焘感到十分沮丧。尽管他在外交事务上的表现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甚至被称赞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但这些正面评价并未能改变他在国内的形象。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决定黯然回国，以称病为由回籍休养。
归国后的郭嵩焘遭遇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当他乘船抵达长沙时，湘阴地区爆发了强烈的守旧排外情绪，形势非常紧张。就连使用小火轮拖带木船进入省城这样的小事也受到了长沙、善化两县官员的阻挠。大街上贴满了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地方官员对他的态度也非常傲慢无礼，尽管他仍然保留着钦差使臣的官衔。
尽管身处逆境，郭嵩焘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蛰居乡野期间，依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问题上书朝廷，并致书李鸿章等重臣表达自己的观点。晚年，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湖南开设禁烟会，致力于宣传禁烟运动。每年的大年初一，郭嵩焘都有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他在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这首诗深刻地反映了他晚年的心境，表达了对时局变幻和个人命运的感慨。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因病去世，享年73岁。在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求朝廷将郭嵩焘的事迹载入国史馆，并请赐予谥号，但这一请求未获批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着书籍颇受外界争议，因此不为其追赠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