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困苦
罗泽南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希望与重担。尽管家境贫寒，但罗泽南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学习能力。四岁开始识字，六岁便进入私塾读书，并且过目不忘。祖父罗拱诗是一位勤劳而重视教育的小知识分子，他对罗泽南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够振兴家族。然而，在罗泽南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条件每况愈下，几乎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
在这样的环境下，罗泽南并没有被生活的困苦所打倒，反而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11岁时，他就已经能够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对联，如为当地一家药房旁边染坊撰写的“生活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既体现了实际场景又表达了深刻寓意，赢得了众人的赞赏。随着年龄的增长，罗泽南对于《左传》等经典着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尝试模仿其中的文章风格进行写作练习，显示出远超同龄人的智慧与才情。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考验这位天才少年。1821年至1835年间，罗泽南接连遭遇了巨大的家庭变故：母亲、兄嫂乃至三个儿子相继离世，妻子也因过度悲伤导致失明及听力受损。面对如此沉重打击，罗泽南内心充满了无尽哀伤，《殇侄殇子哀辞》中那句“恍恍惚惚，迷迷离离，是血是泪，终莫能辨。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便是其真实情感的写照。即便如此，罗泽南并未因此放弃追求知识的道路。相反地，这些不幸经历激发了他更加坚定地投身于学问之中。
为了维持生计同时继续求学，罗泽南选择成为一名教师，利用白天工作赚取微薄收入支持家用，夜晚则挑灯夜读，不断充实自我。尽管身边不乏劝说他改行从事工商业以改善经济状况的声音，但罗泽南始终坚守着自己心中那份对于学术理想的执着追求。“何妨年少历艰辛”成为了激励他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之一。可以说，正是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对知识无限渴望的态度成就了后来那位文武双全、名垂青史的伟大人物——罗泽南。
值得注意的是，罗泽南之所以能够在逆境中保持坚强并最终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祖父罗拱诗的影响。虽然祖父本人并未接受过良好教育，但他深知读书改变命运的重要性，因此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确保孙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二、归乡授学
罗泽南在道光六年（1826年）时，参加了童子试但未能中举。这次的失败并没有让他气馁，反而促使他回到家乡开始了长达28年的教学生涯。这期间，他在同里、湘乡县城以及长沙等地开设私塾授课，不仅教授传统的科举应试内容，还特别注重传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及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教育方式既包含了文学素养的培养也强调了实际应用能力的锻炼。通过这样全面而系统的教学方法，罗泽南吸引了大量渴望学习的学生前来求教。
在他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一批批优秀人才后来大多成为了湘军中的重要将领，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等，这些人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他们以文人身份领兵作战的事迹，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书生领兵”的独特景象，充分体现了罗泽南教育理念的成功之处——将学问与实践相结合，在培养出能够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罗泽南本人也始终保持着对知识不懈追求的态度。道光十年（1830年），二十三岁的他进入双峰书院深造，并拜入陈权先生门下学习。陈权是当时着名学者张正笏第五子张眉大的弟子，这意味着罗泽南实际上成为了张正笏先生的三传弟子。这段经历对于提升罗泽南个人学术水平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他日后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早年参加科举考试屡遭挫折，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十三岁时才以长沙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并以优异表现被录入湘乡县学，但这并未影响到罗泽南在当地乃至更广泛范围内获得高度认可。其深厚的学识修养和高尚品德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因此当咸丰元年（1851年）朝廷征召孝廉方正之时，湘乡县令朱孙诒毫不犹豫地推荐了罗泽南，认为他是这一称号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事实上，罗泽南确实凭借自身实力证明了这一点，最终顺利当选。
三、编练湘军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蔓延至湖南，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动荡与不安。面对这一危机，罗泽南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以在籍生员的身份积极组织地方团练，号召乡民共同抵御外敌。这种自发性的军事行动不仅体现了他强烈的家国情怀，也为后来正式编练湘军打下了基础。
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罗泽南意识到单靠临时组建的地方武装难以长期应对复杂的战争形势。于是，他联合了同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好友曾国藩，开始着手募兵成立正规军队——湘军。这支由书生和农民组成的队伍起初并不被外界看好，因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然而，在随后的一系列战役中，湘军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同年，当江忠源率部前往江西支援时遭遇困境向曾国藩求援，后者毫不犹豫地派遣罗泽南率领新组建的湘军前往增援。尽管初临战阵，但这些来自湖南的书生们并没有退缩，反而在南昌城下的激烈战斗中表现得异常英勇。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多名士兵牺牲，但他们最终成功解除了南昌之围，并且在后续针对安福地区土匪的清剿行动中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仅凭三百人就击溃了数千名太平军，这一辉煌战绩让罗泽南得到了提拔，成为直隶州同知。
回到湖南后，罗泽南继续扩大其部队规模，并与曾国藩一道完善了湘军的营制结构及训练体系。经过半年左右的强化训练，湘军的整体素质有了显着提升，为接下来更大规模的作战做好了准备。
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罗泽南与另一位着名将领塔齐布共同发起了对岳州的攻势。基于对战场形势的准确判断，罗泽南认为大桥将是双方争夺的关键点，因此采取了坚守待机的战略。果然不出所料，在随后发生的三次交锋中，湘军连续取得胜利，共歼灭太平军数千人。紧接着，在闰七月期间，他们又攻破了位于高桥地区的九座太平军营垒，迫使对方撤退至城陵矶一带防守。此时，罗泽南与塔齐布趁势发起猛烈进攻，接连击退多处太平军大营，彻底巩固了湘军在该区域的优势地位。
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湘军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地方武装之一，而罗泽南也因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勇敢无畏的精神赢得了广泛赞誉，与塔齐布并称为湘军中的两大名将。
四、计取武昌
咸丰四年（1854年）夏秋之际，罗泽南与塔齐布在城陵矶大败太平军之后，继续向东推进。他们攻克了崇阳，并在咸宁和金牛两地击败了太平军的抵抗力量，随后进驻紫坊。此时，曾国藩也在金口与诸位将领会面，共同商议下一步进攻武昌的战略计划。在这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罗泽南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对战场形势的深刻理解，提出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并绘制了详尽的攻城图纸供各位将领参考。
根据罗泽南的建议，湘军决定采取水陆并进的方式对武昌发起攻势。一方面，在长江沿岸布置大量火炮以压制敌方火力；另一方面，则由罗泽南亲自率领部队从陆路直取花园——这是通往武昌城的一个关键据点。当湘军接近花园时，遇到了太平军依托坚固木城构筑起来的强大防线。面对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击，罗泽南命令士兵们采用“蛇行”战术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逐步逼近对方阵地。
与此同时，另一支分队则秘密行动，成功夺取了几艘停泊于江边的太平军船只。这一意外打击使得原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守军更加慌乱无措。随着外围防线被突破，城内太平军士气急剧下降，很快便失去了有效组织反抗的能力。经过一番激战后，湘军顺利攻占了花园地区，并乘胜追击，迅速占领了鲇鱼套一带的太平军营地。
紧接着第二天清晨，罗泽南指挥部队向洪山方向发起猛攻。在那里驻扎着一部分试图突围逃跑的太平军残部，但很快就被塔齐布所率领的清军拦截下来。夜幕降临时分，意识到大势已去的太平军最终选择了弃城撤退。就这样，在短短七天之内，湘军不仅收复了武昌城，还顺势夺回了汉阳，取得了重大胜利。
此役过后，朝廷对罗泽南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授予他浙江宁绍台道之职。然而，考虑到前线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且罗泽南对于整个战役的重要性，曾国藩特别上书请求允许罗泽南继续留在军中效力。
五、沿江破敌
咸丰四年（1854年）底至咸丰五年（1855年）初，太平军在湖北兴国和大冶一带活动频繁，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罗泽南与塔齐布分别攻克了兴国和武昌、大冶等地后，将目标锁定在了田家镇。太平军为了防御此地，在长江上设置了铁锁链以阻止清军水师的进攻，并且在半壁山驻扎重兵，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面对如此严密的防守布局，罗泽南采取了巧妙的战略部署。他首先率部进驻距离半壁山约三里的马岭坳，准备伺机而动。当数千名太平军突然来袭时，罗泽南早已设下埋伏，待敌人进入包围圈后迅速发起反击。同时，从田家镇渡江增援的大批太平军也被清军截击。尽管兵力悬殊——罗泽南手下仅有两千余人对抗数万敌军——但凭借着精准的情报分析以及灵活多变的战术运用，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斗中，大量太平军士兵因后路被断而被迫跳崖逃生，损失惨重。随后，罗泽南乘胜追击，成功夺取了半壁山要塞，并配合水师切断了江面上的铁锁链，焚毁了太平军的船只，进一步巩固了对田家镇地区的控制权。
由于此次战役中的杰出表现，朝廷特赐罗泽南“普铿额巴图鲁”称号，并加封按察使衔，以此表彰其卓越功勋。
紧接着，湘军高层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由总督杨霈统帅北岸部队，而罗泽南则与塔齐布共同负责南岸攻势，与此同时，曾国藩率领水师沿江而下支援前线。然而天公不作美，连续的大雨阻碍了军队行动，给了太平军喘息之机。后者抓住机会再度向北推进，迫使罗泽南等人调整战略方向，转而渡江北上。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先后收复了广济、黄梅等重要据点。
正当湘军士气高涨之际，太平军再次集结力量试图反击。双方在孔陇驿、小池口一带爆发激烈交火。尽管最初阶段湘军遭遇挫折不得不暂时撤退，但罗泽南并未因此动摇决心。即便是在手臂受伤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指挥战斗，最终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扭转局势，击败了由罗大纲率领的两万太平军主力部队。这一胜利不仅极大地削弱了对方实力，还迫使太平军沿江各处营垒纷纷撤离，退守江西九江。
此后，塔齐布继续围攻九江城，而罗泽南则转向盔山方向进发，意图阻断来自湖口方向可能的增援。不幸的是，在这次行动过程中，湘军水师不慎闯入鄱阳湖区域并遭到太平军伏击，导致大量物资装备损失惨重。得知消息后的曾国藩紧急派遣信使前往罗泽南营地寻求支援，但由于水路受阻未能如愿抵达。
六、转战江西
咸丰五年（1855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在湖北的再度兴起，清军在该地区的局势变得异常严峻。武昌再次落入太平军之手，给清廷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面对这一危急情况，罗泽南跟随曾国藩前往南昌，并迅速投入到救援行动中。他们首先赶往饶州，在陈家山和大松林与太平军展开激战，成功击溃了敌军并收复了弋阳。随后，为了支援广信，罗泽南率部在城西乌石山一带发动猛烈攻势，不仅击败了太平军，还占领了乌石山要塞。通过连续作战，罗泽南领导下的湘军接连攻克了兴安、德兴、浮梁等地，并进一步向义宁推进。
在义宁战役中，罗泽南展现了其卓越的指挥才能。他先是在梁口、鳌岭两地取得胜利，随后一举攻克义宁，为清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作为对这些辉煌战绩的认可，朝廷加封罗泽南为布政使衔，以表彰他的贡献。
然而，罗泽南并未因个人荣誉而满足，反而敏锐地察觉到了江西战场整体布局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九江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因为它靠近江宁（南京），且能直接威胁到武昌的安全。因此，太平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控制这个关键点。与此同时，太平军还试图通过弋阳、广信等地进入鄱阳湖区域，从而从侧翼威胁清军；另一方面，占据义宁则可以封锁梅岭通道，使得修水流域成为另一条潜在进攻路线。针对这种情况，罗泽南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富有远见的战略调整方案：既然目前江西北部的形势已经趋于稳定，那么下一步应当集中力量解决湖北的问题，特别是通城等地仍然存在大量叛军的情况。
具体而言，罗泽南建议将湖口水师和九江驻军用于阻止太平军利用鄱阳湖进行机动；同时组建一支精锐部队专门负责扫荡崇阳、通城等地区，进而打开通往武昌的道路。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九江的压力，还能从根本上扭转整个东南战场的局势。此计划得到了曾国藩的高度认可，并被立即上报给朝廷。
不久之后，根据朝廷指令，罗泽南带领包括塔齐布旧部彭三元、普承尧在内的五千精兵重返湖北前线。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不仅士气高昂，而且战斗力极强，成为了打击太平军的重要力量之一。通过对崇阳、通城等地的快速突击，罗泽南有效地破坏了太平军在湖北的后勤补给线，为后续攻占武昌创造了有利条件。
七、再战湖北
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罗泽南率领五千精兵再次进入湖北战场。此时的太平军虽然号称有数万之众，但实际上多为临时集结起来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并不强。面对这样的对手，罗泽南采取了果断而有效的战术，迅速击溃了敌军，并乘胜追击占领了桂口要隘，进一步巩固了通往崇阳的道路。在羊楼峒驻军期间，太平军将领韦俊和石达开联合指挥两万余人试图反击，但最终还是被罗泽南所部击败。
随着战事的进展，胡林翼也前来增援并与罗泽南会师。两人共同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决定合力攻打蒲圻。利用一次大雾天气作为掩护，清军成功地突入城内并迅速控制局势，紧接着又攻克了咸宁。至此，武昌以南地区已经基本恢复了清廷的统治秩序，太平军在此区域内的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
同年十一月，罗泽南与胡林翼的大军抵达紫坊，准备对武昌发起总攻。为了确保行动顺利进行，他们详细讨论了具体的攻城策略。根据部署，罗泽南负责屯驻洪山，而胡林翼则在城南堤上设立指挥部，同时湘军水师驻扎于金口，形成了对武昌城的包围态势。此时，太平军已经在城外构筑了十三座坚固的营垒，企图以此来抵御清军的进攻。
初战爆发时，太平军派出约两万人从十字街方向发起冲锋，与胡林翼所部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尽管对方多次退却后又重新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清军防线。与此同时，罗泽南与李续宾分别带领部队秘密绕至敌人侧翼，对太平军的主要营地发起了突然袭击。经过一番激战，他们不仅成功摧毁了十字街一带的防御工事，还彻底破坏了位于城东南的所有敌方据点。
接下来，罗泽南继续扩大战果，先后攻克了八步街口和塘角这两个战略要地。前者是连接长江的重要通道，后者则是太平军粮食补给的关键节点。通过焚毁太平军的造船厂以及摧毁其西北方向的全部营垒，罗泽南有效地削弱了对方的整体实力。即便如此，太平军仍不甘心失败，在望山门外紧急修建了两座新的石垒以图顽抗。然而，这并未能阻挡住罗泽南前进的步伐。他立即组织兵力展开强攻，很快便将这两处新设防区夷为平地。随后，罗泽南又接连在窑湾、塘角等地驱逐太平军残余力量，歼灭数千名敌军士兵。
经过这一系列连续作战，太平军在武昌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几乎被完全清除。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剩余的太平军不得不选择闭城自守，不敢再轻易出战。
八、不幸阵亡
咸丰六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清军与太平军的战斗在中华大地上激烈展开。其中，湘军名将罗泽南的英勇事迹尤为引人注目。
自太平军主帅石达开在崇阳被湘军击败后，他并未因此消沉，反而窜入江西，势力迅速恢复并膨胀。面对这一局势，湘军统帅曾国藩深知江西的重要性，急令罗泽南回援。然而，罗泽南却陷入了两难境地。武汉作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若湘军骤然撤离，仅凭胡林翼一军，难以守卫这一要地。同时，他也意识到太平军的粮草即将用尽，此刻撤离似乎并非明智之举。在个人与国家的抉择中，罗泽南展现了深厚的忠义之心。他接到了家中老父的书信，老父虽已八十高龄，仍勉励他坚守阵地，为国尽忠。这份家书，更加坚定了罗泽南的决心。
三月，太平军突然开门出战，湘军措手不及。罗泽南亲自督战，与太平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战斗中，太平军援军接连而至，湘军则奋力追击。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一枚飞炮击中了罗泽南的左额，鲜血如注，染红了他的战袍和脸庞。尽管身受重伤，罗泽南仍坚持回到洪山，端坐在营外指挥作战。他的英勇无畏，激励着湘军将士奋勇杀敌。然而，次日，这位忠勇的将领便在军中逝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敬仰。
咸丰帝闻讯后，深感震惊与哀痛，下诏依照巡抚规格给予罗泽南议恤之礼。同时，还对其家人进行了丰厚的赏赐和封赏。罗泽南的功绩被铭记于心，不仅在其本籍湖南建有专祠，湖北、江西等地也相继建立了纪念他的祠堂。太平天国平定后，同治帝更是追念其功劳，加封为世袭的云骑尉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