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交恶，或者说关系从来没好过，但这几年还比较平静，在欧洲均势的默契下，英国也好，俄国也罢，这些大国都不愿意看到德国过于强大。
所以这几年法国有了一个宽松的外交环境处理内部混乱的事务。
首先是普法战争后的残局，他们要赔偿50亿法郎，这是一个天价，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高的战争赔款先例，但法国人两年就还清了。
这是德国人都没想到的，俾斯麦正确评估了法国的一切，包括法国皇帝骄傲的性格，唯独低估了法国人的底蕴。这种强盛过几百年的老牌帝国，不是普鲁士这种从小邦国靠战争一点点成长起来的国家能理解的。俾斯麦永远不知道法国人在大航海时代到底从海外攫取了多少金银财宝，这些东西又拿出来作为珍贵的古董被普鲁这种新暴发的国家卖去收藏。俾斯麦也想不到，拿破仑革命后，法国人的财产重新分配，到底造就了多少中产阶层。
所以俾斯麦狮子大开口要价60亿法郎，讨价还价后降低到50亿法郎。并在普法战争后的条约中规定，在赔款还清前，普军占据法国北方。俾斯麦以为法国人至少要20年时间才能还清这笔赔款，这么长时间，足以让法国一蹶不振。
可没想到，法国只用了两年。
法国启动了发达的信贷系统，并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发行两次国债，一次20亿法郎，一次30亿法郎，结果认购数额高达490亿，足够赔十次赔款。当时有100万户法国人认购爱国债券，这还是设了很多限制的结果，比如女人无法购买，不懂金融的土财主肯定也不会购买，这100万户是遍及法国各地的中产阶级。
法国政府发的债券根本不够卖，所以提前还清所有赔款，在英俄等国的关切下，俾斯麦只能让德军从法国撤退。
德军撤出后，法国开始了重建，优先重建的自然是法国的军队。法国更换装备，装备水平快速跟德国看齐。并在今年计划扩军，议会通过将每个步兵团队从3个连队扩大到4个，这样可以将法国总兵力扩大到14万人以上。扩大的骑兵部队，甚至要向德国采购1万匹战马。
俾斯麦领导的德国政府，战后一直担忧法国的报复。收到消息后担忧不已，立刻禁止向法国出口马匹。同时暗中授意报纸刊登了一篇《战争在望》的文章，宣扬假如法国继续扩张军备，德法战争会再次爆发。俾斯麦本打算借舆论试探一下各方的反应，包括本国民众和外国政府。
结果一位大舌头的德国外交官，喝完酒后在英国大使馆的宴会上对法国大使说“如果法国处心积虑的想复仇，那就不要指望德国的政治家会等待法国积蓄力量和缔结联盟后才发动进攻”。
作为外交官，发表言论必须克制。这个言辞，立刻被法国人利用，法国外交部长德卡兹立刻将原话发到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被解读为德国随时会进攻法国，因为是外交官说的。同时让手下写一篇《法国人受惊》的文章给泰晤士报，继续煽动国际舆论。
结果这件事让俾斯麦焦头烂额，他本想试探一下，国内报纸怎么煽动，都可以理解为只是民众意愿，不是政府行为；可外交官的不谨慎让法国人抓住了机会，他遇到了德卡兹这个棋逢对手的外交家，瞬间让他陷入被动，因为英国、俄国向德国提出了抗议。英俄的态度让德国明白，想趁着法国还未恢复发动一场对法国的打击行动会招致国家势力反对。欧洲均势不容破坏，这让俾斯麦理解到德国位于欧洲中部的不利环境。
法国人则扳回了一局，在德国建立起来的孤立法国的国际环境中，撬开了一丝缝隙。
刘勇强使用了意外事件兑换券之后，就默默等待着意外事件的出现。两次意外事件，一次让他轻取辽东，第二次让他招来了施里芬这个人才，他对系统制造的意外事件非常期待。
趁着这次德法危机，是有机会挑动欧洲大战的。比如某个神经病心血来潮，刺杀了德国皇帝？
刘勇强有让外交部帮忙收集国际要闻的习惯，一直等到下半年，欧洲又爆发了一场危机，从塞尔维亚开始，巴尔干半岛上的许多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民族发动了反对奥斯曼苏丹统治的起义。奥斯曼派兵镇压，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并不弱，其实他一直不弱，西亚病夫只是因为身旁的敌人太强大，他的军队不断改革，也装备了后装步枪和大炮，并且有48万常备军队。
镇压塞尔维亚的过程中，军纪极差的奥斯曼军队制造了多起屠杀，基督兄弟让异教徒屠杀的惨剧，加上沙俄的推波助澜，瞬间引爆了欧洲舆论。许多国家的媒体都要求政府进行干涉，英国民众甚至走上街头抗议。
这场巴尔干半岛上爆发的危机，被称作近东危机，瞬间上了国际头条新闻。巴尔干啊，火药桶啊，刘勇强脑子里冒出这些名词，以为这就是自己等待的意外事件。
巴尔干半岛相邻的两个欧洲强国，表示要进行干预，一个是俄国，另一个是奥匈帝国。但英国政府坚决反对，决不允许俄国以此为借口再次进军巴尔干。
危机不断酝酿，俾斯麦在里面搅风搅雨，以利益不相关方的身份，频繁约见俄国和奥匈帝国公使进行协调。最后爆出，俾斯麦签署了一笔借给俄国1 亿卢布的贷款。
他们的外交活动无人得知，但不难猜测，俾斯麦这是怂恿俄国出兵啊，俄国一旦出兵巴尔干，那么英国肯定插手。如果奥匈跟俄国联合出兵巴尔干，那么就是英国一对二，至于法国，暂时没有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还得担心德国趁机干他。
英国一对二，单挑奥匈加俄国，她有这个实力吗？
刘勇强兴奋的吃着瓜，期待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俄国内部反应激烈，开始做一些战争准备，比如给图拉兵工厂下了大笔订单，俄国人也完成了装备更换，从美国引进了一款后装步枪，叫做伯丹步枪，设计师名叫伯丹。装备水平达到了欧洲主流。
但奥匈帝国却罕见的平静，他们在普奥战争后也完成了换装，而且比其他国家更进步，他们直接从前装枪换成了后装枪，名叫温德尔后装步枪，他们的兵工厂暂时没有动作，并没有紧急生产弹药，意味着奥匈似乎不打算参与这场战争。
还有一场意外，英国人在南非又跟布尔人干起来了，听说是为了争夺金矿。这件事刘勇强倒是没怎么注意，因为南非的事情，显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怎么看都不符合意外事件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这既没什么好处，也没什么坏处。
国内问题也没什么大的变化，就是传出了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旱灾的情况，一整年都没怎么下雨。这给左宗棠带来了麻烦，他还在新疆平定叛乱，阿古柏已经死了，怎么死的众说纷纭，又说服毒死的，又说被人暗杀的，他死后他的残部爆发了混战，左宗棠已经趁机收复了南疆大部，只剩下和田和喀什两个据点。难度也不是战斗本身，而是后勤问题。
左宗棠已经多次要求修建从西安到新疆的铁路，并以俄国修建的伊利铁路警告清廷，一旦俄国人的铁路修到新疆，新疆将不为大清所有。这才引起了清廷上下的重视，英国又适时跳出来表示愿意帮助大清国修建这条铁路，同时索取铁路两侧30公里的探矿权。
出于对俄国的恐惧，以及铁路已经在闽辽运行多年，清朝官员虽然腐朽，封闭，但无法无视这么明显的便利工具。修铁路的呼声越来越高，李鸿章似乎别有用心，竟然不支持。这明显是出于权力斗争，西安修铁路那是左宗棠的政绩，直到实在扛不住舆论，洋务派内部已经将修铁路看做对抗俄国入侵的手段，这也是洋务派的立足根本，各地洋务派权力支持，李鸿章见大势所趋，转而提出了修建一条从北京到西安的铁路。理由是，如果没有通往西安的铁路，即便西安跟新疆连通，朝廷也没有余力往新疆送太多兵力。
但交给洋人修，不如自己修，李鸿章提出自建。
清廷一番决议，最终通过决议，出于平衡，由李鸿章负责修建从北京到西安的铁路，左宗棠负责修一条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铁路，但资金需要两人自筹。
随后两人的动作出奇的一致，发出铁路章程，然后在上海招股，各自筹集到了3000万两巨资。
这就怪了，两条路线距离相差很大，结果都要用同样的资金。李鸿章修的京西铁路，每公里报价高达9万银元，相当于6万多两银子，哈大铁路每公里也才4万两，当时法国人修建的时候甚至进口了所有铁轨和车辆。现在李鸿章也好，左宗棠也罢，都采用钢轨，是从大连造船厂和施耐德公司采购，比以前便宜多了。
这其中猫腻，所有人都知道，但没人敢说出来。李鸿章也未必都是装进自己腰包，那些支持他修铁路的势力，那个不从中捞点钱？谁知道戳破后，会牵出那个王爷来。
他们不但不约而同选择在上海筹资，连技术人员都雇佣的闽辽工程师，这几年闽辽工程技术力量进步极快，中国人似乎有修路建桥的天赋，现在已经完全能够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造大多数工程。
钱，人和技术都齐备，铁路开始的很快，光绪元年初筹备，春天就开工了。李鸿章昂贵的线路主要走的是华北大平原，左宗棠的线路却要穿越西北连绵山地，而且李鸿章的铁路穿过的都是人口稠密地区，进口材料也更加便利，左宗棠从一开始就陷入麻烦，运输材料去西安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年中，李鸿章的铁路已经从北京到了通州，并提前试开一段，邀请朝廷大员试乘，可惜应者寥寥，修铁路在满清朝堂是一起政治事件，结果不重要，态度很重要，最终只有一批洋务派官员去试乘，其中包括已经被打压的抬不起头的恭亲王奕欣。至于让慈禧去坐火车，想都别想。
刘勇强觉得这应该也算是意外，毕竟满清真正下大力气修铁路，那都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