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02 年，邓绥得以荣登皇后之位。这位极具远见卓识和智慧的皇后，深知奢靡之风，对于国家和百姓的危害，毅然决然地下令禁止各郡国，进贡那些奢靡之物。
阴皇后在位之时，宫廷之中弥漫着奢靡之风。四方各国纷纷进贡各类方物，而这些贡品的评定竟然按照奢侈程度划分高低。
各种器物，无一不是饰以金银，璀璨夺目，尽显奢华无度。那琳琅满目的珍宝，华丽非凡的器具，充斥着整个宫廷，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自从邓绥成为皇后，宫廷的风气为之一变。她坚决禁绝了万国贡献的奢靡之物，以清正廉洁之风整顿宫廷。
奢靡的进贡之风盛行，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使得百姓负担沉重。邓绥皇后的禁令，有效地遏制了这种不良风气的蔓延，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源。
岁时季节，只需进贡纸墨等实用之物。她的这一举措，不仅使得宫廷的开支大大减少，更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社会风尚的转变。
而这一举措，恰恰为蔡伦改进造纸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造纸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具，并非随处可得，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集中，显得尤为关键。邓绥皇后的禁令，使得更多的原材料，能够流向造纸领域，为蔡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终于，在公元 105 年，经过蔡伦不懈的努力和反复的试验，他成功造出了“蔡侯纸”。这一伟大的发明，不仅改变了书写材料的历史，也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为了肯定邓绥，汉和帝多次提出要给邓氏一族加官进爵，以彰显对邓绥的恩宠和对其家族的重视。然而，邓绥往往谦让，苦苦哀求不让进行。
她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也明白过度的恩宠，可能会给家族带来灾祸。正因她的坚持和明智，所以邓绥的哥哥邓骘，在整个汉和帝时期，不过是一位虎贲中郎将而已。尽管职位不算显赫，但邓骘也毫无怨言，遵循着邓绥的教诲，谨守本分，为朝廷效力。
阴皇后时期的奢靡，与邓绥时期的节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不同的治国理念和价值取向。邓绥的谦逊和明智，不仅为家族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当时的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邓绥在被立为皇后之后，其表现备受瞩目。她不仅在后宫的治理上，有着自己的风格。而且，在前朝的政事上，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历史上，都称他“有丈夫之性”。这一评价充分彰显了，她异于常人的特质与才能。
邓绥的聪慧，果敢和深谋远虑，在宫廷之中逐渐展露无遗。她展现出的非凡见识和卓越的决策能力，让众人折服。
而汉和帝，这位深知邓绥才能的君主，出于对国家政务的综合考量，以及对邓绥能力的充分信任，便果敢地让她参与外朝政事。
在当时的封建王朝，女子参与政事，并非寻常之事。然而，汉和帝的这一决定，并非轻率之举。毕竟，汉和帝在继位早期，吃过女权人所带来的政治波动的苦。
然而，此时的汉和帝却愿意让身为皇后的邓绥，参与朝政。足以见的，邓绥身上，有着汉和帝肯定的一面。
一方面，汉和帝看到了邓绥，在处理宫廷内部事务时，所展现出的出色智慧和公正态度。另一方面，朝廷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需要多元化的思维和策略来解决。
汉和帝坚信，邓绥的参与，能够为外朝政事注入新的活力和智慧，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汉和帝让邓绥参与外朝政事，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性别束缚，为后世对于女性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认知和评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例。
就这样，在汉和帝的帮扶和默许之下，邓绥顺利地登上了后位。成为皇后之后的她，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而是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地位。
在后宫中，邓绥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的领导能力，迅速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信任。她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后宫中的气氛，变得和谐融洽。与此同时，她也在前朝政事之中，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和管理，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
在这个时期，邓绥的治国理政经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她深入了解国家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
在实践中，邓绥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国理念。她认为，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要有良好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同时，统治者也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外，她还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总之，在这个时间段里，邓绥不仅在后宫，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前朝政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的治国理政经验，得到了提升，同时也实践着属于她的治国理念。这一时期，也是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她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元 105 年，这一年注定成为东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和帝突然驾崩，给整个朝廷，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和混乱。
而此时，邓绥成为皇后，仅仅才三年的时间。此时二十四岁的她，要面临这个改朝换代和政权的过渡。可以说，任务是十分的艰巨。
要知道，汉和帝去世前，并没有立下太子，也就是说，他没有明确地指定谁来继承皇位。这也许是因为他的离世太过突然，来不及做出安排；也许是他在在位晚期时已经有了默许的人选，但还未来得及正式宣布；又或者是他在临终前将这个重任托付给了他最信任的人——皇后邓绥。
无论如何，现在，这个选择后继之君的重大任务就落在了邓绥的肩上。她必须慎重考虑，选出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以确保大汉王朝的稳定和延续。
按理说，汉和帝刘肇的皇长子刘胜，本应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然而不幸的是，他由于患有痼疾，这一难以治愈的顽疾，使得他失去了继承大统的资格。
与此同时，其余的十多个皇子，竟也接连早夭，这一系列的悲剧，令人痛心疾首，也让皇位的传承，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困境。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了确保皇位的延续和王朝的稳定。于是，后生的皇子们，往往被隐秘地养于民间。这一做法既是无奈之举，也是为了保护皇子们的生命安全，避免他们遭受未知的危险和阴谋。
就在这风云变幻之际，邓绥挺身而出。她经过深思熟虑，便迎立出生只有一百多天的汉殇帝刘隆为帝。邓绥也因此成为了皇太后，开始临朝听政。
这三年来，汉和帝一直在努力培养邓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邓绥明白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处理政务。而邓绥也不负众望，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敏锐的洞察力，迅速掌握了治国理政的要领。
如今的邓绥，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入宫廷的少女，而是一个成熟稳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她深知权力的重要性，也知道如何运用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她的领导下，东汉王朝逐渐走向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
邓绥对于自己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感到陌生或者突兀，相反地，她非常自然且顺利地接受并适应了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她看来，作为一名女性统治者并非什么特别之事；毕竟，在历史长河中曾有过许多杰出的女性领袖。
在这段时间里，邓绥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智慧。她以柔克刚，巧妙地化解了各种政治危机。同时，她还积极推动社会改革，改善民生，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可以说，邓绥成为了东汉王朝事实上的掌舵人，引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驶向更为辉煌的未来。
掌权之后，邓绥以“女君”之名亲政，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无疑是一种大胆而勇敢的举动。她肩负起了治理国家的重任，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她的亲政并非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望，而是出于对国家和百姓的深深责任感。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邓绥的这一行为，面临着诸多的质疑和阻力，但她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果断的决策，逐步稳定了局势，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努力拼搏。
邓绥临朝之后，毅然决然地明确自称“朕”。这一举动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影响。例如延平元年（106 年）五月，邓太后颁布诏书称：“皇帝幼冲，承统鸿业，朕且权佐助听政。” 此诏书不仅彰显了邓太后，在政治上的权威，也反映出她对于国家事务的坚定掌控之心。
“朕”字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被确定为至尊之称。自那时起，这一称谓便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独特性。在整个汉代，这一传统沿用不改，一直延续到清朝，成为了历代帝王，专用的自称。
而在汉魏晋时期，临朝称制的皇太后，也有自称为“朕”的现象。就比如，东汉的和熹太后邓绥，她以女性之身，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凭借自身的智慧，勇气和政治手腕，运用“朕”这一称谓，展现出不亚于男性帝王的统治权威。
而群臣在奏事之时，皆尊称邓绥为“皇太后陛下”。这一称呼，充分体现了邓绥在朝中，所拥有的尊崇地位和无上权威。
就像班昭在《上邓太后疏》中，所表述的那样：“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 班昭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对邓绥的品德和施政方针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她的这番言辞，无疑是对邓绥治理国家的能力和高尚品德的有力见证。
《后汉书》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和熹皇后邓绥“以女君亲政”。这一表述清晰地展现了邓绥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所拥有的巨大权力。
而在当时，受其摄政的皇帝亦为君主。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他们将这种形式称为“两君制”。
在古代封建社会，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出现两位同时被视为君主的情况，实属罕见。邓绥以女性之身亲政，与正统的皇帝共同构成了这种独特的“两君制”。
这一制度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皇帝年幼，无法独立处理朝政，或者是邓绥自身，具备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强大的家族背景，使其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邓绥作为女权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绝对权威，同时也显示出她目前在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权力地位已经坚如磐石、无可动摇。
此时的邓绥宛如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无冕女皇，尽管没有正式称帝，但实际上却行使着皇帝般的权力和威严。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权力的认可与接受程度，更凸显了邓绥个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
当然，邓绥的存在，更是将东汉太后临朝摄政这一个现象，推向了顶峰。在东汉时期，太后摄政这一现象，逐渐发展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制度。每当太后摄政之时，其场面庄严肃穆，颇具规制。太后会亲临前殿，以展现其权威并处理政务，朝见群臣。
在这样的场合中，座位的安排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太后坐于东面，这一位置通常被视为尊贵之位，象征着其在摄政期间的主导地位；而少帝则坐于西面，尽管身为皇帝，却因年幼或其他原因，在此时的权力行使上，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群臣在奏事上疏时，皆需准备两通。其中一通呈递给太后，以向其汇报重要事务并听从指示；另一通则呈递给少帝，以遵循礼法，保持对皇帝的尊重。这种独特的制度安排，既体现了太后在摄政期间的实际权力，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少帝的名义地位。
这种太后摄政制度的形成，往往是由于皇帝年幼无法亲政，或者是政治局势复杂，需要太后凭借其经验和影响力，来稳定朝局。
它反映了当时政治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揭示了东汉时期，宫廷政治中的权力博弈与平衡。
这一制度在当时的政治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东汉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和权力分配，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和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