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任昉《封使君》
作者:【南北朝】任昉
汉宣城[1]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故时语云:“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夫人无德而寿则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则食人,盖耻其类而恶之。
注释:
[1]宣城:始置于东汉顺帝时,治宛陵(今安徽宣城)。
赏析:
本篇出自《述异记》。
这是一篇隐喻小说。本体、喻体都讲得很清楚,小说简短得如同一个叙述句。然而,这毕竟是一篇完整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往往以“怪”惊世:“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到此,作者只是非人格化地叙述了一个人化虎的故事,情节荒诞离奇。后世小说中,人与虎的变幻往复也不乏其例:唐传奇《申屠澄》,澄妻由贤妻美妇化虎归林;《崔韬》篇,韬妻亦化虎;《聊斋志异》中《苗生》《向杲》均有人化虎的情节。各篇作品对老虎均有不同描述,显示了不同的创作心态。本文笔锋一转:“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这不仅描述了人与虎的变幻,更指出了虎与官的同体,由此可见任昉创作之旨归,言辞犀利,痛快地鞭挞了残暴如虎的官吏。官吏之苛剥于民,正如虎之食民,其凶狠冷酷、毫无人性的狰狞面目宛然纸上。本文讽世讥俗之用意为后世再三演绎,明代杨慎《杨升庵全集》载张禺山诗曰:“昔者汉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惭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动牙齿”;“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三首一唱三叹地引典怒斥“今日使君”之食民虎性,讽政之用意,一脉相承。
2、吴均《阳羡书生》
作者:【南北朝】吴均
阳羡[1]许彦,于绥安[2]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
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
彦大元[3]中,为兰台令史[4],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5]作。
注释:
[1]阳羡:汉吴郡属县,即今江苏宜兴。[2]绥安:故城在宜兴西南八十里。[3]大元:即太元,东晋孝武帝年号(376年—396年)。[4]兰台令史:职官名,掌管文史图籍。[5]永平三年:永平乃汉明帝年号,永平三年即公元60年。
赏析:
本篇选自《续齐谐记》。
小说出语惊人,开首即把读者引入一诡异世界: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要求寄身鹅笼。按常理看来,人鹅异类,大小比例又相去悬殊,若非“缩身之法”,断无人入鹅笼之事。但作者的描述却大大超越了常人的想象:书生不仅轻易地进入鹅笼,与鹅并坐相安,而且在入笼之后,“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传统的空间观念已被彻底打破,如此奇妙的境界显然不可能存在于人的感知世界,而只能存在于人的感知所触摸不及的超自然空间。
接下去发生的一切,更令人感到惊讶:书生从口中吐出铜盘,中有美酒佳肴,又吐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十五六岁的女子背着书生又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这男子又背着十五六岁的女子吐出一个二十许的女子……只要假以篇幅,这样的吐法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其展示的几何图像便是一连串同心圆,仿佛石子在平静的湖面上所击出的阵阵涟漪,大圈套着小圈,小圈又套着比它更小的圈。从表面看来,作者是在用怪异的笔法叙说一个爱的命题:爱与被爱常常是分离的,你是爱你之人心中的一道风景,而你爱的人又是你心中的一道风景,这两道风景时空相隔、相安无事,各有各的看客。但若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则作者似在探讨生命的构成问题,又是在探讨宇宙的生成模式,即老子所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此古奥深邃的道理,却被作者用如此简洁的文字游戏说出,实在令人折服。
故事的结局亦可谓曲终奏雅,书生、十五六岁女子、二十三四岁男子、二十许女子次第吞没,一切又恢复原样,使人恍如南柯一梦,但作者偏偏又留下一个铜盘“与君相忆”,且说此盘乃是汉永平三年之物,俨然实有其事,令整篇故事在一股浓浓的历史虚无气氛中袅袅而终。
汉魏六朝文学,尤其是志怪小说受佛教的影响很深,《阳羡书生》的题材即来源于佛教典籍《譬喻经》,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续篇·贬误》中早已指出,“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所以才仿作了《阳羡书生》。当然,佛教对志怪小说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题材,本篇故事叙说精警动人,语词隐含机锋,这样的艺术风格事实上也是脱胎于佛教文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