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局长看见公安局的警察们都很喜欢听老警察讲过去办案经历。
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对老警察说：
“老局长，你看见了吗？我们局里的这些警察都爱听你讲的办案经历，你还得辛苦一点，继续给他们讲讲吧！”
老警察：“嗯，恭敬不如从命！”
龚老师摆摆手：“老局长，你太谦虚了，你毕竟是长辈，给他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代表局里的警察们向你致敬！”
老警察：“我如果能够给他们讲讲办案经历，作出贡献，我感到欣慰。”
龚老师：“不愧为是老警察，高风亮节啊，那明天晚上继续吧！”
第二天晚上，警察们吃完饭后来到会议室，老警察开始分享。
1950年6月28日。
川都市第二区迎福街有一家已经经营了三代的“祥福昌茶食店”，老板名叫郭浩。
郭老板有个独生女儿，十六岁，名叫郭丽娇，这年在念初中二年级。
郭丽娇刚考完试，这几天学校老师阅卷，让学生在家休息，到30日去学校领取成绩报告单，然后正式放暑假。
郭丽娇休息到今天是第三天，吃过早饭也没跟家里说一声就溜出去了。
这一去，到午后还没回来。
小郭姑娘平时也经常出去走走，不过就在附近转转，要么同学家，要么邻居家，从不走远，而且待的时间也不长，从来没有超过半天的。
今天似乎有些反常，于是其母就去邻居、同学家寻找，却没找到。
这下，郭家便紧张了，寻思女儿别是让人给拐走了？
于是就奔辖区所在的总府街派出所报告。
新中国成立初期，警方对于“失踪”的定义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人们的思维还沿袭旧社会时不时走失人口的习惯，所以派出所也没当一回事，说你们自己去亲戚朋友那里找找吧，如果还没有再找我们。
这样，郭老板就立马停止营业，让店里的三个职工，加上他们夫妇以及几个有闲空儿的邻居，把亲戚朋友同学之类的住址都写出来，对人员作了分工，央求大伙儿赶紧分头寻找。
正待出发，忽然传来一个消息，那是小崔的同桌小吴姑娘透露的，说据她所知小郭是和一个名叫牛德利的剃头匠到重江塘玩耍去了。
牛德利那年二十岁，三年多前进了距郭老板的茶食店不过一箭之地的一家理发铺子学手艺，最近刚满师。
这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能说会道，手艺学得也好。
那时的中学学业不紧张，小郭放学后闲着没事爱去理发店听大人摆龙门阵，一来二去，跟小牛就熟悉了。
不过，谁也没发现这两人有过什么私下接触。
去重江塘之事，小郭谁也没告诉，只对同桌小吴透露了。
这种情况放在现在，属于我们时不时听闻的中学生早恋，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儿。
可是，在1950年的各地坊间，那就是一桩大事。郭老板闻听之下，不禁大惊：
那还了得，这不是私奔吗？
郭老板思维比较活络，转念一想，若说是“私奔”，那女儿也有一份责任，不管是否有后果，以后名声肯定有碍，应该称是被那姓牛的小子拐骗了。
主意打定，郭老板二上派出所，报案称女儿被剃头匠牛德利拐骗去重江塘了。
这下，派出所果然重视了，所长张兴义亲自询问郭老板，做了一份笔录后，正盘算着应该指派哪两个民警出这趟差，前往重江塘把牛德利连同小郭姑娘带回来，有个群众忽然奔来，大惊小怪地叫嚷着说牛德利回来了，郭老板的女儿也回来了！
小郭姑娘怎么回来了呢？
原来，两人前往重江塘的途中吵架了。
小郭是独生女，平时娇生惯养，家里人都让着她，她觉得牛德利不肯让她，还冲她发火，于是就转身往回了。
小牛没辙了，只好也跟在姑娘后面回来了。
两人在迎福街刚一露面，立刻有人飞报郭家。
茶食店那三个伙计正为寻找小郭姑娘热得周身冒汗，当下二话不说揪住小郭就奔派出所。
半路上遇到刚报了案的郭老板，郭老板说你们先把这小子送派出所去，我回家把女儿带来，这是拐骗案，受害人得接受警察调查。
小郭随着老爸来到派出所时，张所长已经问过小郭了。
那主儿不知郭老板告了拐骗罪，说了说情由，以为可以离开了，却被民警推进了一间小黑屋，当下一头雾水。
然后就轮到小郭陈述了。小郭说了去重江塘之事，张所长发现并非如郭老板所说的“拐骗”。
那二人为什么吵架呢？原来小郭捡到了一个钱包，要在原地等候失主找来还给人家。
小郭的意思是先拿着去重江塘，回来后再交给派出所也不迟。
两人意见不合，于是就发生了争吵。
这个情节，小郭没细说，只是说“半路上吵架了”。小郭说到这里，就把那个钱包拿出来放在张所长面前。
张所长打开钱包，里面有七万元钞票、两把用红色纱线编织的细绳拴在一起的钥匙和一张条子。
张所长展开折着的条子，立刻—个激灵！
条子上是一幅手绘的院落和周边道路的平面草图，旁边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夏津路621号。
这么一幅平面图，为什么会使张所长一个激灵呢？
这话要从—个名叫陈环成的人说起了。
1931年7月，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生宋龙传与其未婚妻赵彩萍发起组织了“中国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以及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
1932年初，蒋介石自任“力行社”社长。“力行社”、“复兴社”最初只有六十余名成员，半年多后发展到三百多名，到抗战前，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已经多达五十余万。
“复兴社”下设的宣传处负责主办该社机关报《中国革命》，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宋龙传，就是《中国革命》报馆的一名编辑。
宋龙传在编报的同时也为《中国革命》写一些评论员文章，这些文章都用“孙书洋”的笔名。
文章写得说不上怎么好，可是由于发表得多，所以给读者留下了一点儿印象。
1933年春节，“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来到社总部机关，在编辑部看见有个青年在校稿。
戴笠对这个青年顿生好感，当下就坐定聊了片刻，得知此人名叫宋龙传，就是经常在机关报上发表评论员文章的“孙书洋”。
戴笠又问宋龙传籍贯，得知其系浙江江山籍，与自己是同乡，于是就把宋龙传调至特务处。